摘要：
古代人是如何去首都开会的？古代人是如何去首都开会的？古代官员上朝比我们上班累多了，可能很多人都一直有个疑问，这些官员都从哪里来？他们是不是每天都要上朝？是每天几点上朝？怎么去的？各... 古代人是如何去首都开会的？
古代官员上朝比我们上班累多了，可能很多人都一直有个疑问，这些官员都从哪里来？他们是不是每天都要上朝？是每天几点上朝？怎么去的？
各个朝代官员上朝的要求
中国朝代比较多，所以上朝这个事并不是统一的，都有着不同的制度，下面先从唐朝说起，唐朝的当时规定，凡是在京城的官员是必须上朝的，所以只是对品级有一定的要求，五品以下的官员只需要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前去上朝即可，汇报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，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必须每天都去，除非不上朝。
宋朝的官制太复杂，再加上国家也比较安定，很多皇帝上朝都是隔一天上一次，有的皇帝更懒，干脆一个月只上朝三次，分别是在初五、十五、二十五。
元朝是少数民族，他们并没有上朝的习惯，大多数都是直接几个官员议事就行，到了明朝凡是六品以上的官员必须上朝。清朝相对来说三品以下的官员都不用上朝。
古代也并非每天都上朝，上朝的时间都差不多，西汉时期规定一个月可以休息4天，唐朝时期减了2天，一个月只能休息2天，上朝的时间也大多是在五点到七点。
那么这些官员都是怎么去上朝的？
其实古代官员上朝确实很辛苦，不像现在还有电瓶车、公交车、汽车，还大多数都是八点才上班，就拿清朝时期雍正皇帝来说，他四点左右就要见军机处的大臣，其他官员必须在五点多就要赶来，很多官员都是凌晨三四点就起床了。
这些官员贪早摸黑的就上路了，有的坐轿子有的骑马，到了紫禁城外还得等着，也就是在东华门候着，到了这里就必须下马、下轿，时辰一到，大门开放，这些从各个住处赶来的官员就必须步行进去，这个时候如果是冬天，天还是蒙蒙亮，大臣们都只能抹黑进宫，说到这里，有的官员是可以点灯进去的，获得特批，所以很多官员就跟着“蹭灯”，不然很有可能摔个大跟头。
到了太和殿，太监鸣鞭三下，示意大家保持肃静，等皇帝来到才开始上朝议事，当然和电视剧不一样，很多大臣都是在殿外的，并非全在里面，只有少部分位高权重的大臣在里面，上朝的时间长短就看有多少事了，反正每一次上朝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考验。
据说有的官员在摸黑上朝的路上不慎跌入河里淹死的，毕竟古代没有路灯，还有的官员在上朝的路上遇见劫匪的，比起现在上班要累得多，不过如果你是万历皇帝手下的官员，那就潇洒了，30年不上朝，如果是雍正时期的官员，那估计得累死。
【文/羽评郡主，欢迎关注】
人类自诞生以来，就有出行的需求，要出行就要借助交通工具。从“如泥乘橇禹行水”到今天的动车、飞机甚至火箭、飞船，某种程度上说，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推动着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。
交通工具的升级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，现在不管要去哪儿，通过“单线”或“多式联运”都能很快实现“点到点”。而古人就没有这么便捷了，出一趟远门，经常都是以月为单位，出行工具也有很大的制约，这也制约了古人的活动范围。
古代的普通人，一生也就以家为中心，活动区域很难超过100公里，而秀女、官员、将领或士子就不一样了，他们要进京选美、赶考、述职、开会。要进京，肯定就离不开交通工具，不同目的、身份、时代的出行方式虽不一样，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：
禹是治水英雄，也是夏朝的创始人，他的出行方式代表了当时上层人的出行特点。所谓“四载”，指的是禹出行的四种交通工具，水行乘舟，陆行乘车，山行乘樏，泥行乘橇。
当时的舟只是一个小木筏伙伴渡船，与后来的船不是一个级别；
樏是古代走山路时乘坐的器具，一般有几个人抬着，俗称“山轿子”，到晚晴还有人使用此工具；
橇是古代在泥路上行走时所乘的公具。在北极圈内生活的因纽特人，现在仍在使用这种出行方式，几只雪橇犬拉着雪橇上的主人在冰面上滑来滑去。
马车是马拉着的车子，在先秦时期，它还有作战的功能（凡马车坚，甲兵利），不过都是改装过的战车。最开始，马车是一马拉双轮，到后来出现四匹马拉的车和四轮马车。
起初，马车的使用还有一定的身份限制，《后汉书》记载：商人不能乘马车。到后来，随着马车的普及，逐渐成了远行的主流交通方式。
官员进京或者美女选秀，大多是乘坐马车，窦漪房当初通过初选后，就是乘坐马车去长安复选。甚至连皇上出行或回京的御驾，也是豪华升级版的马车。
古代***，是不会有那种“皇帝召开全国省部级干部工作大会”的情况的。
因为交通条件的极度落后，古代地方官员任职，在上任之前会到皇宫找皇帝谢恩，赴任地方之后，除了特殊召见，一般不会进京，仅仅在卸任的时候才会回京。外臣不得擅自回京，地方官擅自进京视同勾连京官，武职不奉诏进京视同造反！所以袁崇焕当年未经请示，带着几万军队来到北京城下，严重性可想而知。
地方封疆大吏的设置，原本就是为了弥补交通的不足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如果有个水旱灾荒外敌入侵，请示中央需要几个月，等命令下来黄花菜都凉了。所以需要地方大员代表中央相机行事，而如果中央动不动就召见地方官，那地方官的设置就失去了意义，而且对于地方管理来说，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中央与地方的联络，全靠文书传递。
真正的地方官进京的时候，都是奉皇帝旨意。地方官会由路上的驿站接待，而且走起来时间都不短，十几天算快的，几个月平平常常，碰上个路远坑深的，有个一年半载也是有的。
有人说，古代不是有“六百里加急”吗？的确，古代是有六百里加急的文书传递机制，一天跑六百里的速度，十几天足以传递到帝国大部分的地区。但那是指文书传递，是通过驿站之间一站接一站的接力跑来实现的，驿站的驿卒在接到文书后立刻上马全速奔跑到下一站，交给下一站里没事儿了。如果要求古代官员也这样跑的话，只怕要把官老爷们活活累死。
所以对于古代官员来说，尤其是在政治上比较积极的官员来说，任职地与中央的距离，就决定了政治生命的生死。唐宋时期，朝廷处罚一个官员的方法基本就是流放，流放并不是作为犯人流放，而是作为地方官，去当时相当荒凉的两广、福建、川西、海南一带任职，这就等于判定了这个官员的政治***，因为他们几乎得不到朝廷的任何信息。
清末的时候，袁世凯和岑春煊恶斗，双方为了整垮对方各尽其能。最终袁世凯想了个办法，当时云贵一带有变乱，袁世凯等人向慈禧太后建议岑春煊任云贵总督。云贵总督虽然官也不小（总督级，一二品的大员），但距离北京太远。云贵又是出了名的道路难走。所以岑春煊在受命之后，死也不去上任，离开北京之后先去武汉待了一段时间，之后干脆去上海不走了。一个劲向中央申请拒绝上任，最终由慈禧改任尚书才心满意足的回京。可见当官也和房地产一样——位置比什么都重要啊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