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
西汉董仲舒的建议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，对中国历史有怎样的影响？西汉董仲舒的建议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，对中国历史有怎样的影响？这个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理解。西汉董仲舒提出的“罢黜百... 西汉董仲舒的建议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，对中国历史有怎样的影响？
西汉董仲舒提出的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西汉初期，为了汲取秦亡的教训，恢复社会生产力，统治者***取了“休养生息”的政策，鼓励百姓生产，轻徭薄赋，无为而治。秦末农民战争带来的破坏很快得以修复，一度出现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。
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在经济快速发展，国力空前强盛的情况下，如何更好的统治人民，加强中央集权，成为统治者思考的政治问题。此时，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已不能适应政治需要。
2.加强了中央集权，使中国两千多年里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。
要实现政治大一统，必先实现思想上的统一。汉武帝时，董仲舒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主张，与好大喜功，想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的汉武帝一拍即合。
如何实现思想上的统一。董仲舒首先提出“三纲、五常”的道德***观念，从家族的宗法制度一步步延伸到国家层面的道德。在家庭内部，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，儿女和妻子要分别顺从于父亲和丈夫，进而国家层面上，大臣要顺从君王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道德大一统，其实本质上是让老百姓安于统治——君王的统治，也即“专制”、“人治”。
思想上统一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，有力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至今被视为正能量的品德，对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着积极的作用。
但是，儒家思想对人民思想上的毒害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后世对儒家思想的修补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人民思想的钳制，禁锢了人的天性。中华民族的骨子里的隐忍、中庸和顺从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。两千多年的靠道德***约束的“人治”，至今阻碍靠规则和制度约束的“法治”观念的形成。
对于汉武帝执政时代，大儒董仲舒向其建言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应该分为两个方面来解读！
首先说其积极的一面: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，有利于统一思想，维护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秩序，也有利于夯实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基础。从而为西汉王朝构建从思想上到制度上的大一统局面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，并且还为汉朝的争取到了巩固大一统的社会舆论氛围。
其次再说其消息的另一面:我们不能否认事物既然有其积极的一面，就一定也会有其消极的另一面！那么单就董仲舒提出的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而言，其弊又在何处呢？他的弊端就在于:扼杀了百家争鸣，搞起了儒家的一言堂！
致使从此以后，封建王朝便以儒家学说，作为维系其统治的正统之基！而无论这个王朝应不应该统治亿兆子兵，都可以利用儒家学说为其统治进行辩护！所谓: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从此之后唯儒独尊，其余各家万马齐喑！
不过话虽如此，但是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，在封建专制王朝争取构建“大一统”局面的初期，却是王朝统治者的必要选择，也是巩固其统治秩序，夯实其统治基础的唯一选择！如果不这样做，天下归于一统的局面就很难形成了！
所以我们说其弊端，主要是出于到了封建社会晚期，儒家学说反而成了阻挠社会进步的障碍，成为维护君主支制统治的卫道之士！就以晚清为例子，清朝的衰朽局面之所以迟迟无法改变，洋务运动终归失败，百日维新昙花一现。其总根源就在于变了味的、被后世学者搀杂进许多私货的儒家学说，早已不复孔老夫子当初创立之初衷，而变成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的工具！
因此，尽管董仲舒在汉武帝时代提出的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，对促进大一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！但是也不能否认，当被纂改了的儒家学说，到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未叶，反而成了阻碍社会进步，影响思想解放的桎梏！
董仲舒提出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对西汉乃至后世的封建集权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，他是中国最早提出“大一统”集权专制主张的作家，这是董仲舒对古代中国历史的“特殊”贡献。
董仲舒(前179~前104)，广川(今河北枣强一带)人。西汉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和文学家。经历汉文帝、景帝、武帝三代。景帝时为博士，***甚众。武帝元光元年(前134)，诏举贤良对策，董仲舒以《天人三策》相对，被汉武帝委以重任，任以江都王相，服务易王。易王系武帝之兄，骄而好勇，仲舒以礼谊匡之，易王对之敬重。后又相武帝之兄胶西王，胶西王尤纵恣，虽善待仲舒，然仲舒惧祸，故称病辞职回家，以著书为事，以至“三年不窥园圃，乘马不知牝牡。”董仲舒居家期间，朝廷如有大议，即派使者及廷尉张汤到其家而问之，其对答皆有明法。年老，以寿终老家。董仲舒正直廉洁，《汉书·本传》对他的描述是：“凡相两国，辄事骄王，正身以率下，数上疏谏争，教令国中，所居而治。及去位归居，终不问家产业，以修学著书为事”。
西汉初年，鉴于秦暴虐亡国之教训，开始实行黄老政治，使百姓休养生息。为总结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，刘邦曾给陆贾等人出题：“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、吾所以得之者何，及古成败之国。”陆贾著《新语》十二篇论之，并吸引许多人出来写总结历史的文章。到汉武帝之时，当国势强盛，经济繁荣，需要为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理论依据时，汉武帝又给贤良之士出了一个题目，让他们来作谈论天人之际的大文章。董仲舒便是应运而生的一位新儒学代表人物。他这个时期创作的《举贤良对策》三篇及《春秋繁露》，集中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。
董仲舒对秦朝以法治天下取彻底否定态度，对汉初以来的黄老为治也一笔抹杀，他认为要使天下大治，关键在于“更化”，即改制。要巩固中央集权，达到所谓的“善治”，必崇儒术。他将儒学原有的君权天授的观点，改造为神权统治的理论。他在《对策》的第一篇中，明确提出了“天人相与”“灾异谴告”等神学迷信观点，鼓吹天人感应；在后两篇中又对此加以进一步发挥，明确提出“圣人法天以立道”的观点，认为“人之所为“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”，使“天人相与”的思想更加条理化。三篇对策，明确提出了 “大一统”的观点。所谓“大一统”，就是集中统一，就是集权专制。而为了实现“大一统”，他提出了对诸子百家之“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”者，“皆绝其道”。这就是著名的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集权专制主张。
董仲舒不但是“大一统”的倡导者，而且是“大一统”主张的积极实践者。他的文章在政治思想上紧紧遵奉统治者之命。面对武帝之策问，他逐条对答，引经据典条理分明。他的文章以论证说理为主，绝少形象比喻。他主张文章为政治斗争服务，要做到“君子怒则返中而自悦于和，喜则返中而收之以正，忧则返中而舒之以意，惧则反中而实之以精”，主张取消文章中一切表达喜怒哀乐的个人情感。
在董仲舒的倡导和带动下，其时文坛不但诸子之辞、纵横之说、屈赋、庄论均在排斥之列，而且连汉初以来陆贾、贾谊、晁错等政论文章的纵横议说之风也不复得见，而代之以坐而论道的中和雍容文风。这种张扬儒术、雍容论道的新儒学文风，对此后两千多年间正统封建文人的学风、文风乃至思想作风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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