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
如何才能让东晋襄阳人习凿齿自圆其说？如何才能让东晋襄阳人习凿齿自圆其说？细观“襄阳说”的所谓诸葛亮“躬耕于襄阳”的证据，皆出自习凿齿一人所为。诸葛亮说“躬耕于南阳”，他就添油加醋地... 如何才能让东晋襄阳人习凿齿自圆其说？
细观“襄阳说”的所谓诸葛亮“躬耕于襄阳”的证据，皆出自习凿齿一人所为。诸葛亮说“躬耕于南阳”，他就添油加醋地说“亮家于南阳之邓县，号曰隆中”；《三国志》记载“惟博陵崔州平、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，谓为信然。”习凿齿则一句不提诸葛亮“惟”有的这些朋友，而是生造出襄阳人庞德公、庞统，还有住在襄阳的司马徽等人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“不知何者是客也”的地步了。而这些记载《后汉书-庞德公传》、《三国志-庞统传》却都没有。《三国志》记载的是徐庶新野走马荐诸葛，习凿《汉晋春秋》则不提徐庶，另外杜撰出司马徽襄阳荐诸葛、庞统，而且对仗“卧龙”编出庞统“凤雏”的名号，既然“凤雏”这么有名，得其“可安天下”，为什么《庞统传》对这些只字不提？刘备可以“三顾茅庐”，为什么对与诸葛亮一起住在“此间”的“凤雏”一顾也没有呢？甚至在庞统投奔刘备帐下了刘备也无动于衷，只让他做一个小小的县令。当然，习凿齿的这些所为也完全在情理之中，正如刘昭《后汉书·注补志序》所言：“加艺文以矫前弃，流书品***自近录……借南晋之新虚，为东汉之故实。”唐代刘知几在《史通·杂述篇》也云：“郡书者，矜其乡贤，美其邦族，施于本国，颇得流行，置于地方，罕闻爱异。”颜师古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亦云：“或纂述方志，竞为新异，妄有穿凿，安处附会，颇失其真。”可见，在诸葛亮这个问题上，习凿齿之《襄阳记》是有“罕闻爱异”和“妄有穿凿”之嫌的。习凿齿治史不严谨也备受裴松之诟病。裴松之在《三国志·蜀书·董允传》引用了《襄阳记》的记载后，又说到与《汉晋春秋》说法不同，认为“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……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也。”另在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凌传》注引中，裴松之评论习凿齿曰：“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。”唐代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点评道：“习凿齿之徒，皆***为逸事，编诸史籍，疑误后学，不其甚邪！”刘知几对这种道听途说载以为史的做法并不认可。由此可见，“襄阳说”无中生有的行径并非今天才有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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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这个问题的逻辑是，习凿齿是襄阳人故尔偏向认为诸葛亮隐居于襄阳，其实这样想的人实在愚不可及，习凿齿已经写的很明白了，亮家于南阳之邓县，在襄阳城西二十里，号曰隆中，也就是说不论这个隆中离襄阳城有多么近，在当时就是南阳的，也就不存在习凿齿偏向襄阳的道理。
南阳说靠着一句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”碰瓷了几百年，也赚足了眼球，打脸的是，各种史书记载都指向今襄阳隆中，更打脸的是，今河南省及南阳市出版诸多书也都明确今襄阳隆中为躬耕地，更有今国家的有关部门及各种媒介，均肯定襄阳隆中为躬耕地。可笑的是，今南阳市有那么几个半瓶子晃荡的伪文人，想螳臂当车、蚍蜉撼树，代领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，公然反对国家的权威结论，注定要失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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